但是，紀天祿卻不敢輕易的否決凌然的建議。

    這是長時間的相處之后，凌然建立在紀天祿心里的形象使然。

    紀天祿好言好語的問：“你想換到哪里？”

    “再向右三到五厘米。”凌然道：“更多的避開靜脈血管。”

    “那樣都要看不到跟腱了。”

    “開口可以做大一點，總是能看到的。”凌然的思維轉的很快。

    這的確是他的臨時構象，但卻是建立在解剖學基礎上的。

    老實說，200次的腳部解剖經驗的獲得，完美級的跟腱修補術，再加上100多次的跟腱修補術的((操cāo)cāo)作，凌然在該技術上的水平，已至世界頂尖，他要改一個入路——別的醫生就是想改，也不知道怎么改。

    這個世界上的外科醫生，到了50歲能深入到這個水平，就不算是浪費生命了。

    紀天祿沉默了下來。

    按照正統的外科診療的模式，手術前的會診和術前討論，其實就已經決定了手術時的((操cāo)cāo)作了。

    嚴格來說，主刀醫生進入手術室，只是執行術前的決定而已。

    但就戴蒙德的跟腱修補術來說，術前的討論和會診的意義何在呢？

    全世界做過方案a的跟腱修補術的人，只有凌然而已，就算是祝同益，也只是提出了方案a的概念，而無法執行。

    從醫學研究的角度來說，凌然對方案a略做修改，簡直是再正常不過了。

    只是今天的場合，有些不太適合實驗手術！

    “要不然，下次手術再修改入路？”紀天祿提出老成的建議。

    凌然拿了戴蒙德兩個“衷心感謝”的寶箱，總覺得多了一點術前紅包的責任，猶豫了一下，道：“就戴蒙德的核磁共振片來看，他的血管網的位置是需要進行一些入路修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