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衛東想了想，隨后開口說道：“除此之外，還有件事情要麻煩朱書記，我打算辦一個停薪留職，還希望總公司能批準。”

    “你要辦停薪留職？不想再公司里待了？你這是打算下海啊！”朱士聰顯得有些吃驚，語氣中也有幾分不屑。

    “下海”在當時而言，還是一個比較新鮮的詞匯。

    八十年代，普通人對于“下海”這種行為，看法并不正面，國企職工和政府干部甚至很鄙視那些“下海”的人。

    這主要是因為私營經濟一直沒有被正名，個體戶的也缺乏社會地位。對于普通人而言，好好的干部不當，下海去當個體戶，那是腦子抽筋了。

    直到南巡講話發表之后，“下海”經商才逐漸成為熱潮，像是機關干部、知識分子、國企人員，紛紛加入到“下海”大潮。

    正因為當時的人對于“下海”的看法是負面的，當朱士聰提到“下海”這個詞語時，會感到吃驚，也會表現出不屑。

    此前李衛東承包服裝廠，雖然也算是一種經商行為，但畢竟還是在國企的體系下做事情。

    可“下海”就不同了，那是脫離國企的體系，自己經營工商業，這跟當個體戶的性質是一樣的，只是規模大小的區別。

    在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的時候，國企和事業單位的正式人員，“下海”有兩種方式，一種是直接辭職，一種是辦一個“停薪留職”，絕大多數人都會選擇后者。

    選擇停薪留職，一來是可以給自己留一條后路，萬一“下海”失敗，被海浪一巴掌拍回在沙灘上，也可以回原單位繼續上班，大不了就是仕途受到一些影響，但不至于失去飯碗餓肚子。

    選擇停薪留職的第二個原因，就是保留一個單位的身份，這在八十年代更是尤為重要。

    八十年代的中國社會，存在著各種鄙視鏈。

    比如城市戶口可以鄙視農村戶口；比如國企職工可以鄙視集體企業職工；再比如有正式工人可以鄙視臨時工；當然還有就是有工作單位的人鄙視個體戶。

    在這一套鄙視體系下，一個國企干部的身份，顯然是站在各種鄙視鏈最頂端的。有這么一個身份，在很多事情上都會享有特權，這一點對于現代人來說是很難理解的。

    舉個最簡單的例子，出差住賓館，這時候如果你掏出一個國企的工作證，那么絕大多數的賓館都會對你笑臉相迎；而如果你沒有這個國企的工作證，只拿一個身份證的話，很有可能被賓館當成閑雜人等拒之門外。

    再比如，坐火車遇到臨時檢查行李，這時候你掏出一個國企的工作證，那么臨時檢查可能就能省掉，或者只是簡單的檢查一下。可如果沒有這個工作證，你可能就要面臨更加仔細的檢查，張德歪瓜裂棗的遭遇搜身都有可能。

    還有遇到公安部門嚴打的時候，交警部門設卡查車的時候，一張國企工作中都能省去很多的麻煩，至少不用遭到長時間的盤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