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由校點了點頭，心里暗自想道。

    一時，朱由校想到了提高商稅的事。

    以大明現在的商業規模，一旦提高商稅，必可以為朝廷帶來大量稅賦。

    但如今經商的人中，稍微有點規模，拿繳納出可觀商稅的，都是有背景的，甚至不少還是他這個皇帝的自己人。

    所以，如果朱由校要在全國提高商稅的話，反對聲無疑會很大。

    但現在對于朱由校而言，除了提高商稅，已經沒太多別的更好的辦法來增加朝廷每年的稅收收入。

    該抄的家都抄了。

    現在也沒誰敢跟他這個皇帝作對，另外，他能抄的家也有限，而他作為皇帝，自然也不能完全不問規則，隨意抄家。

    清丈田畝后的田賦收入也已經到達了極限。

    至于對外的收入，也借了糧，還要了筆賠款，但這些都是一次性的，唯獨商貿還一直在不斷地讓大明從外面賺取利益。

    但如果商稅不提高，不徹底全面的開海，朝廷通過對外貿易所獲得的收入就只會局限于官營產業的分利與部分關稅收入。

    “國庫的歲收必須繼續增長，不能因為現在歲收已經遠超先朝，就得過且過，就耽于享樂！對于接下來，增加歲收之事，諸卿有何良策？”

    朱由校因此問著自己的重臣們。

    作為一名握有實權的皇帝，他自然不能先說出他自己的想法，那樣就會造成大部分官員都會違心地順從他的想法。

    畢竟在場的閣老、尚書們，哪一個不是精明至極的家伙，都有察言觀色、見風使舵的本事。

    所以，朱由校先問了一句。

    “以臣之見，當取消士紳優免，官紳一體納糧當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