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時代的漢族士大夫也通過這種積極主動的文化交流形成主動思考，而形成自己新的思想。

    相反，這個時代的西方人對外來文化的吸收反而沒有大明的士大夫主動，因為他們現在還比較野蠻，對外講究直接性的殖民掠奪，在文化交流方面，也是強行同化，把其他文化視為異端，甚至對有其他文化的人直接肉體消滅，不然也不會發生多次宗教性的戰爭。

    而現在的大明，因為自從正德朝時心學出現后，理學在思想界的霸主地位已經被撼動，出現了很多不符合主流思想的文人，如李贄這些；

    理學的推崇者，也就沒有能力像西方的教會那樣壓制其他學問思想，再加上皇帝朱由校喜歡的又是偏探究事物本質規律而轉化社會實際應用的實學，以及各種新的社會生產關系出現，所以，大明現在的思想就特別多樣，也特別開放，以至于受此影響，各類士大夫都有，雖然有保守的，但也有不少主動研究其他文化，而意圖創造新學問的開放派。

    這也就使得現在的大明顯得比西洋番國還要開放與文明。

    所以，就由不得阿布奎與克隆爾這兩來自西洋的貴族驚嘆，而自愧不如。

    盡管大明的皇帝朱由校現在在法制上非常嚴酷，即便帝國的特權階層們有違背律令的地方也會被嚴懲，抄家滅族乃至梟首腰斬都有，但不是大明總督的他們自然不知道在大明當貴族可沒有在他們歐洲當貴族舒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