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棉紗局和織造局降低棉布價與絲綢價無疑會導致許多以生產土布為生的家庭破產。

    而朱由校對此早已有應對之策，一方面他讓棉紗局和織造局提高紗工與織工待遇，以吸納這些破產后的人進入織廠工作，另一方面，他也讓官府鼓勵與幫助這些家庭中的破產者進入棉紗局與織造局工作或者從事其他工作。

    不過，這里面最具備挑戰的不是許多織戶家庭破產問題，而是大部分織戶家庭中的紡紗織布者皆為女性的問題，這些女性要走出家庭，去工廠里面，還是會受到世俗與禮法上的約束。

    好在大明現在的禮法早就沒以前那么嚴，在江南更是已經禮樂崩壞，商人穿絲綢、女子出門已經是常見現象，歷史上柳如是一介女子就四處周游過，所以，這方面的約束力倒也沒那么強，何況，朱由校也因為考慮到這一點，而主動要求棉紗局和織造局設置以性別為區分的男廠與女廠，因此在許多允許自家女子以女扮男裝的方式進入工廠而給家里帶來更多收入后，很多家庭還是抵擋不住這樣的經濟利益，而不得不拋棄陳規陋俗，允許自家女子進入只有女工的工廠。

    傳統理學的社會基礎正在一點點的被破壞。

    無論如何，先進紡紗與織布技術出現后導致棉布與絲綢價格下降是不可能阻止的。

    要么等到數百年被外夷以“洋布”的方式讓紡織產品價格下降，要么只能是現在由朝廷控制的官營紡織業讓紡織產品價格下降。

    后者無疑要比前者糟糕，畢竟后者會不得不為了自己的統治利益而照顧破產者的利益。

    所以，朱由校沒有后悔這樣做。

    盡管許多人還是因此對這不滿。

    棉紗局和織造局下調棉布與絲綢價格帶來的最可喜的變化是，大量外商開始來到大明搶購紡織品。

    這些外商不再購買朝鮮、日本、琉球、南洋馬尼拉這些地方的棉布而只買棉紗局與織造局的紡織品。

    棉紗局與織造局的利潤自然因此急劇上升。

    來自美洲與澳洲的白銀比以往更大量的流入了大明。

    另外，大明國內隨著棉布和絲綢價格下降，尤其是棉布價格下降，普通百姓在這個寒冷的冬季里穿棉衣的人越來越多，許多只能穿補丁衣服的百姓也開始有了件完整的衣服。

    不過，朱由校在降低棉布和絲綢價格時，卻要求官營的棉紗局和織造局抬高了國內生絲和棉花的價格。

    因為朱由校想得通過這種方式增加庶民中有田者的收入，畢竟生產生絲與棉花需要桑田和棉田，而大明現在的征稅主要還是征收田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