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走的那天，我接到了兩張紙。

    一張離婚證。

    一張醫(yī)院的診斷書。

    肝癌中期。

    我再三確定，但這真tm的不是重生，是要我托生。

    那天傍晚，我如行尸走肉一般，從幼兒園接倆孩子回家。

    路上，他們問我：“媽媽是又出差了嘛？”

    我大腦嗡嗡作響，雙腿都使不上力氣，但還是幼稚地騙著兩個幼稚的孩子：“對，她出差了，去掙大錢了，不出意外，你們以后就是富二代了。”

    兩個孩子并沒有多高興，尤其是還不到四歲的慶寧，她一直低著個小腦袋，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我的這兩個孩子，小也確實是更傻一點，也好騙一點；而慶寧看著憨乎乎的，很開朗，可實際上她的性格很敏感。

    那天傍晚。

    我坐在破舊的椅子上，一邊笑著應付著聊閑篇的鄰居，一邊用手緊緊地捂著褲兜里的離婚證和診斷書。

    癌癥！

    為什么是我，為什么？！

    我看著兩個孩子在小區(qū)院中，與一群小朋友玩耍，神情恍惚，萬念俱灰。

    他們還這么小啊！

    我要是死了，他們可怎么辦啊？

    這倆孩子的命，真的是太苦了。生在一個不算富裕的家庭，母親事業(yè)有了起色后，就買了一張單程票，哭著走了；而父親一事無成，既沒背景，也沒什么經濟能力……現在連命也要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