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弼撫須道：“官家，亂世用重典，但如今國家早已經安定，很多刑罰只會適得其反，這也是為何自太祖到如今，我大宋幾乎每一任君主，都會下達敕令，減免一些刑罰，比如說赦免販賣私茶、私酒的死刑，這一回老臣是將這些敕令全部編入律例中。

而其中的徒刑和苔刑的減免，則是基于法制之法民事訴訟的理念，百姓與百姓之間的大部分糾紛，還是以保障雙方利益為主，而不動用刑罰。”

其實關于重型慎刑，在宋朝司法界一直都有著廣泛的爭論，王安石雖是法家作風，但是在這方面，他其實更偏向慎刑，尤其是最近幾年，支持慎刑的已經占據(jù)絕對多數(shù)，他們認為很多刑罰，都太重了一點。

比如說，販賣私鹽判死刑，但也有些地區(qū)的百姓，買不起官鹽，只能自己弄一點私鹽，這也讓官府左右為難，罪不至死，但依律必須判死刑，但這涉及到財政，誰也不敢背上這口鍋。

這幾年已經在慢慢修改，但并沒有系統(tǒng)化去改。

這也是為什么法制之法能夠這么快收獲人心。

趙頊瞧了眼富弼，點點頭：“原來如此。”

他心里非常清楚，這富弼將敕令編入律例，就是希望阻止皇帝再干預律法，最好是不要頒布敕令，這項任務由立法會來干。

不過對此，趙頊早已經妥協(xié)，看似這剝奪皇帝的立法權，但由于立法會的最終結果，還得皇帝批準，才能夠奏效，權力還是控制皇帝手中。

這都是張斐走之前，給設計好的。

二者看似區(qū)別不大，但其實非常關鍵，這就是避免皇帝一時任性，下達敕令直接干預律法，這是司法界最為敏感的事情，也是最不好的。

當然，趙頊之所以妥協(xié)，也是因為政事堂經常駁回他的敕令，弄得他也很是不爽。

富弼又道：“但其中多半條例，只能在有公檢法的州府施行，只有少部分涉及到死刑、重刑的條例，可以全國普及。”

趙頊問道：“這又是為何？”

富弼回答道：“這是因為很多條例就是基于公檢法的審查制度修改的，比如說，河中府皇庭最后送來的那樁關于司法解釋的官司。其中涉及到‘任依私契，官為不理’，如果在沒有公檢法制度下執(zhí)行，可能會給予官府魚肉百姓的權力。”

趙頊稍稍點頭，突然問道：“富公對于在東京東路推行青苗法怎么看？”

富弼一怔，顯得有些詫異，“官家不是已經決定采納王介甫的建議嗎？”

趙頊嘆了口氣：“是這樣的，那青州知州派人送來一道加急奏章，懇請朕先在青州執(zhí)行公檢法，再讓青苗法在青州執(zhí)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