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時此刻，毫不夸張的說，整個京畿地都處于一種全民議法的狀態。

    因為他們隨著研讀《臨時法》，漸漸發現，這一部《臨時法》有著諸多特別之處。

    倒不是說其中內容顛覆了大家的認知，如果僅僅是這樣的話，那是肯定通不過立法會的。

    因為目前掌控立法會的，還是士大夫。

    而士大夫遵循的肯定還是儒家思想，整部《臨時法》就還是基于儒家道德。

    就比如說，無處不在的孝道，又比如說，維護丈夫的權威。

    可不是說張斐帶著新主義來了，打破了儒家價值觀，法制之法理念與儒家思想，也并不是矛盾的，張斐在課堂上拿夫妻關系舉例，可沒有強調夫妻平等，他只是強調妻子也有捍衛自身正當權益的權力，沒有突破那條界限。

    妻子還是得遵從婦德，但如果丈夫虐待妻子，妻子可以告官，可以訴訟，維護自身正當權益。

    但關鍵就在于，它各方的權益全都寫出來了，而這就是整部《臨時法》最為特殊的地方。

    原本古代的律法原則，是講究“刑不可知，則威不可測”，但是這個原則，顯然不適用于公檢法，故此這一部《臨時法》，在絕大多數條例中，都是寫得非常明確，尤其是包括權益的劃分。

    這令很多權貴就感到無所適從。

    要是不寫清楚，關鍵時刻，就是比誰拳頭大，但你要寫清楚，人人都得按照規矩辦事。

    這令他們受到更多約束。

    可話又說回來，其中很多條例都是根據判例和敕令來寫得，比如說工傷判例，又比如說拆遷補助，等等。

    這都是存在的，不是張斐想出來的，難道寫到律法中，權貴就會感到害怕嗎？

    當然不是。

    要是沒有公檢法制度，其實這部《臨時法》是不會引發這么大的反響，這關鍵還是在于執行力。

    以前也經常頒布損害權貴利益的法律，但往往都執行不了，包括的皇帝的敕令。但是現在的話，大家心里都清楚，一旦頒布，真就會這么執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