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幾年前，張斐借慈善基金會，組建運輸團隊，取代衙前役時，其實就有想過這保險行業。

    但也只是想想，因為當時那情況，搞保險行業，真的是異想天開。

    最終就還是這個運輸隊承擔了所有，如果貨物丟失，他們會進行賠償，應對辦法就是提高運輸價格，同時加強自身實力，這一支運輸隊也是在朝廷之外，唯一一支被允許存在的武裝力量。

    不過這支運輸隊的頭頭就是皇帝身邊的近衛，實際上就還是在皇帝控制之中。

    而且，這運輸隊所承擔的業務，其實只是很小一部分，就是專門運送那些昂貴的貨物，比如說銅幣、珠寶，絲絹等等。

    不涉及到漕運。

    因為當時沒有力量去改變漕運。

    但此一時彼一時。

    不僅僅是公檢法已經成長起來，吏治得到改善，其實公檢法也難以憑一己之力，去解決漕運的問題。

    因為漕運是體制性的腐敗，如果不改變制度，公檢法的作用其實是很有限的。

    張斐也不是第一回面臨這種情況，而他的做法就是利用王安石的改革，來與公檢法進行對接。

    新政和司法改革，不是兩條平行線，而是兩條波浪線，中間是有很多重合的地方，二者是相輔相成的，光建設公檢法，哪怕皇帝任由你來折騰，也是不可能成功的。

    因為法律是要求有著清楚的界限，但當下很多制度，界限是非常模糊的，甚至沒有，對此公檢法也是有心無力。

    而如今朝廷黨爭內耗也開始在減弱，朝廷是擁有力量來解決這個難題。

    那么現在問題就是，如何將漕運和公檢法對接上。

    這又回到之前的老路上。

    而王安石提出改革方針，就是拆分漕運，成立一個個事業署，往盈利的方向去走，而且商業化后，公檢法就能夠介入，清除腐敗。

    但是，王安石忽略了一個問題，就是這個事業署它不同于醫院、學院、邸報院，因為它是不能沒有的，學院生意不好，可以直接關門，這個事業署是不能關門的，不管他們怎么干，朝廷都必須為此兜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