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的性格雖然拗，但絕不是一個莽夫，他對于整個局勢還是判斷的非常清楚，他不是腦門一熱，或者被歐陽修激怒，就要撇開公檢法，自己單干。

只是他知道，根據目前朝中的局勢來看，繼續與公檢法合作下去，新政將會變得岌岌可危，因為革新派內部反對公檢法的聲音是越來越大，而且財政才是國家的問題所在，這也是趙頊對他最大的期待，文治武功是要花錢的。

相反，撇開公檢法，是能夠獲得地方官員的支持，此時此刻，這效果是要勝于利用公檢法治吏。

不過在這其中，他還是有一個小小的誤判。

他認為公檢法在汴梁和河中府的成功，完全是取決于張斐的個人能力，而不是公檢法這一整套制度。

而這個判定，主要是來自于他與張斐有很多密信的來往，他非常清楚公檢法為什么能夠在河中府立足，可不是什么公正、正義，那只是表面上的，實際上張斐在里面玩了很多手段，從而造成這種假象。

當然，他非常欣賞張斐，認為張斐的才干，確實能夠幫助到他的新政，但他并不認為公檢法能夠給他新政帶來多少好處。

如果沒有張斐，公檢法是不可能成功的，那范純仁、蘇軾就是最好的證明。

故此，他經過一番考量，認為現在撇開公檢法，是利大于弊，他能夠借助官員們對于公檢法的擔心，令他們團結在自己身邊，完成改革。

這其實也是他早就想好的，革新派一直在利用這一點去分化保守派，壯大自己的勢力，目前取得非常大的成功。

歐陽修這一道奏章，只不過是加速了整個過程。

如果要問，在歷史上，誰才是真正的拱火大師，無論你怎么去排，歐陽修絕對是要榜上有名的，否則的話，這榜單的公信力就肯定存在問題。

他總是能夠拿著火把，準確的找到導火索，然后在不經意間將導火索點燃，但你卻很難說出他是故意的，因為他總是引爆自己人，讓敵人站在遠處面面相覷。

這就是最妙的地方。

慶歷新政時，他一篇朋黨論，直接將當時的黨爭推向高潮，最終令慶歷新政夭折，妥妥的豬隊友。

可就連范仲淹、富弼都不知該說些什么好。

因為歐陽修說得非常有道理。

其實從那篇朋黨論，甚至可以看到，現代社會的政治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