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亦只能感慨，陳寅恪先生牛掰。

    陳寅恪先生確實牛，牛到近乎被神話的地步。

    當然，也不是所有人都喜歡陳寅恪先生的學問，尤其是對他的考究之學，覺得太過于細碎拖沓。

    至于沙畹，一個法國人，也沒啥好說的。

    周一良對曰本的諸多學者如數家珍，蘇亦也不意外。

    因為，周一良對日本史和亞洲史造詣尤深，蘇亦是知道的，1949年以前曾講授日本史。建國后，他創設亞洲各國史課程，培養了一批亞洲史及日本史的教學和研究人才。

    畢竟，他1939年到美國哈佛大學研究院，入遠東語文系，主修曰本語言文學，并學梵文。太平洋戰爭爆發后，兼在哈佛大學陸軍特別訓練班教日語。1944年獲博士學位后，還擔任了一年多的哈佛大學日語教員，直到1946年才回國。

    所以，在五十年代，周一良還經常出訪曰本，甚至有曰本人過來訪問，還擔任過日語翻譯，他的日語水平以及曰本史的造詣，在國內的教授中，絕對算一流的。

    至于周一良，一個早年間研究魏晉南北朝史的人，為什么在五十年代突然研究亞洲各國歷史，就跟當時的國家大環境有關系了。

    因為剛建國，國際大環境并不是很好。

    國家需要學者研究亞洲各國的歷史，這個時候，周一良就被選中了。

    當時，教育部鼓勵各高校盡力開辟亞洲史的研究和教學新園地。周一良、跟丁則良二人都因功底深厚、路數寬廣，較之他人更易改換研究方向，而被優先選中。

    當然，上面首先是看中的是他們兩位可以割舍舊愛，另起爐灶，接受新任務。

    大局底定，旋由教育部組織人力，編寫亞洲各國史大綱，周一良受命主持其，并負責古代部分的編寫；近代部分的編寫則落在丁則良先生的頭上。這個工程搞了好幾年，從丁先生手里出來的文稿，大受周一良的贊賞。

    實際上，從周一良日后擔任的職位就可以看出來，他那段時間的研究方向。

    1952年以后，任北京大學歷史西教授，兼任中國古代史教研室主任、亞洲（亞非）室教研室主任、歷史系副主任、主任，多次到亞洲、歐美等國家和地區講學和進行學術交流。

    在關于佛教史，西域史方面，蘇亦多少還能夠跟周一良請教一番，對于曰本史，基本上就是蘇亦在聆聽的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