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節課，課時45分，足夠蘇亦發揮了。

    建國前，不少學者為了抄錄敦煌文書，歷盡千辛萬苦，然而，這種艱難，并不包括胡適，他在巴黎跟倫敦抄錄敦煌文書的過程，都非常方便，這主要跟他的身份有關。

    1926年，胡適是中英庚款顧問委員會中方三名委員之一，他以這種身份前往英國。在此期間，先后在倫敦大英博物館、巴黎法國國家圖書館翻閱敦煌資料。

    因為有官方的身份，他翻閱敦煌文書的時候，并沒有受到什么刁難。

    而且，他去翻閱這些文書，并非為了抄錄，主要是為了做中國禪宗史研究，至于抄錄敦煌文書，更多是順帶的。

    這一時期的閱讀工作，為胡適在后來的禪宗史研究提供了文獻史料支持。從1926年開始，直到1962年，對敦煌文獻的研究，始終是胡適研究中國早期禪宗史的重要組成部分，他的幾篇重要的禪宗史研究文章也都是建立在敦煌手抄本的基礎上完成的。

    正是由于敦煌文獻所具有的原始性，使得敦煌文獻在胡適禪宗史的研究中，具有獨特的地位。

    可以說，胡適在研究早期禪宗史過程中，敦煌文獻是其最為重要的一手資料。

    不過他去翻閱這些敦煌文書的目的是為了編著他的？《中國禪宗史》。只是可惜他最終也未能完成一部完整的《中國禪宗史》，這確實是一大遺憾。

    然而，他的行為跟劉半農他們一抄錄就是好幾年的學者來說，有著本質上的區別。

    所以，蘇亦對胡適這段經歷，只是一筆帶過。

    但對于他關于禪宗史方面的論文，蘇亦卻沒有選擇疏忽，“同學們，對禪宗歷史感興趣的話，可以去觀看一下胡適先生的一些文章，當然，如果諸位對密宗感興趣的話，就可以去翻看一下周一良先生的論文TantrisminChina，這些都是佛教史上著名的文章，值得同學們閱讀。”

    然而，蘇亦也沒有深入講解，畢竟這些話都有些跑題了。

    所以蘇亦回歸到其他抄錄敦煌文書的學者身上。

    他接下來說的就是大家都熟悉鄭振鐸。

    這位先生1958年10月17日率領中國文化代表團出國訪問途中，因飛機突然失事遇難殉職，年僅60歲。

    “但鄭先生在1927年的時候，曾經避難巴黎。他在巴黎國家圖書館借到的第一份中國古籍便是敦煌文書。也曾經抄錄部分文書，1928年回國1929年發表《敦煌的俗文學》和《詞的啟源》后來又將所得俗文學整理出版。”

    “小師兄，好端端的，鄭部長為什么要去法國避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