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的制度設計初心，是想同時防住權臣、權閹、后宮、外戚的，屬于典型的既要又要。

總體上來說，站在鞏固皇權的角度，這個目的是達到了。

不過既要又要的結果往往是有輕有重，以上四種人里，現實里完全被防死的就是外戚了。

文臣也好，權閹也好，甚至于后宮的太后，還能時不時就能有一兩條漏網之魚在大明政治中發光發熱，唯獨外戚一直是擺設。

制度進入穩定期后，大明的外戚憑借皇恩最高封到過侯爵，都督、指揮使之類的數不勝數。

但是有一點，堅決不給外戚實職，不能直接掌兵，只能供著當吉祥物。

理論上鄭國泰借著狀元，以及優待狀元的武科制度，可以拿到要害地方的實職，

但在文官眼里，只要想象力能放開，這就可以算是外戚之禍，尤其是還能牽涉到國本問題，更是意識形態方面大事。

又，既然是意識形態問題，那專門負責意識形態事務的禮部就不能裝聾作啞了。

在皇帝御殿升座之前，大臣們都是在殿外等候的。

王象蒙與禮部尚書沈鯉說話的時候，并沒有刻意壓低聲音，旁邊人都能聽得見。

當然這也是王象蒙的目的，清流人物以道德為標榜，私下里不管怎樣想的，但一定會在意公論，不然人設就立不住。

申時行看了眼王司徒，話里有話的說：“你這個侄兒，也很厲害啊。”

王司徒嘆道：“想必這就是申相所說的代言人吧？”

申時行微笑道：“不，代言人不是你這個侄兒，而是沈禮部。”

被擠兌到了這個份上，作為清流領袖，沈鯉不玩命反對鄭國泰都不行了。

不多時，皇帝御文華殿，宣召大臣覲見。

鴻臚寺官員開始引導大臣們排列班位，然后趨步上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