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可不行。”舒勒為難地搖了搖頭，“島田真司的身份是被流放的日本人，也就是說他為目前的日本所不容。我們最好把他保護起來，起碼不能讓日本人從我們這里知道他的情況。”

    “也對。”麥克尼爾也覺得自己剛才的想法有些魯莽了，“其實我之前托他去查明我們在馬尼拉長期沒有觸發警報的原因，可他一直也沒有給我一個明確的答復，再加上他比你更能躲在實驗室里不出門……想見他一面實在是太難了。”

    話音剛落，外面忽然響起了警報聲。這種警報對于每一個不那么遵守法律的公民而言無疑是催命符，僅能顯示某一市區內犯罪壓力上升的半成品西比拉系統不能準確地指出潛在罪犯的位置，還得勞煩血盟團民兵親自動手把那些人抓出來進行篩查。每一個揣著心事的市民都將陷入恐懼之中難以自拔，直到那頂罪犯的帽子落在別人頭上之后，他們才如釋重負地重新戴上了模范好市民的面具。

    “這聲音聽著挺近，像是西北區的警報。”舒勒拎起公文包，和麥克尼爾打招呼告別，他今天還得趁著夜幕降臨之前去拜訪別人，“聽說最近那里的犯罪情況不容樂觀。”

    “……不，這是中央區的警報。”麥克尼爾也從沙發上跳了起來，“繞路回去，不然你會碰上麻煩的。”

    “明白。”

    西比拉系統的建設工作需要鋪天蓋地的各類監控設備，這些設備會在公共場所全方位地監視一個人的一舉一動以便描繪出最真實的【思維】。毫無疑問，西比拉系統是一種以思想和動機而非行為來定罪的管理手段，事實上它即便是在麥克尼爾的同伴們之中也沒有受到普遍歡迎。彼得·伯頓就和麥克尼爾說過，誰敢在合眾國推出這種東西，那人怕不是要第二天就暴尸街頭。

    用隱私換取安全，似乎是一筆公平的交易。伯頓所生活的時代的合眾國公民們大概不會滿意，但麥克尼爾對GDI治下的藍區可沒有類似的自信。那里的居民們會將每一個被懷疑是NOD兄弟會信徒的家伙抓出來活活打死。

    一大群血盟團民兵從街道上跑過，一輛裝甲車緊隨其后。被阻攔了去路的市民們不敢高聲抱怨，也許他們對血盟團的敵意很容易使得他們被認定為下一個罪犯。

    “麥克尼爾，血盟團沖著咱們的餐廳來了。”還走在半路上，麥克尼爾接到了伯頓的電話，“我下去看一看，應該不會有什么要緊的事情。”

    邁克爾·麥克尼爾大為驚駭，他嚇得差一點把手機扔出去，趕快胡亂地把手機塞進口袋里，頂著接近40℃的高溫跑步趕回他的餐館。路上的行人紛紛向這個居然在這么熱的天氣還穿著長袖襯衫的白人青年投以一種難以理解的目光，他們想不通怎么會有人穿著這身衣服出門。

    招募員工時，麥克尼爾和伯頓延續了他們在馬尼拉時的策略：給那些幾乎活不下去的人活下去的機會。伯頓本人是個揮金如土的家伙，他愿意慷慨地用金錢來收買員工的忠誠，而這種手段被證明是拉攏雇員的最佳辦法之一。當然，博尚對他們雇傭了大量無業游民充當雇員這件事產生了不小的反對意見，但在麥克尼爾發起的一輪投票中，舒勒和島田真司的棄權導致博尚提出的嚴格規范雇傭人員來歷一事泡湯了。

    要說這些雇員中有人突然被認定為了潛在罪犯，麥克尼爾完全不會感到奇怪。抓出一窩也不是不可能。

    他還是來晚了。麥克尼爾上氣不接下氣地跑回餐館門口時，附近擠滿了圍觀的市民和全副武裝地維持警戒線的血盟團民兵。由于路線被封鎖而動彈不得的裝修工人們尷尬地站在新擴張區外面，等待著麥克尼爾的返回。彼得·伯頓站在一樓大廳內部靠正門的位置和一名血盟團民兵指揮官理論著，另有多名血盟團民兵正在把一個矮小的雇員扭送進用于押送犯人的裝甲車。

    麥克尼爾推開圍觀的市民，來到了警戒線前方。醒目的全息投影警告標志就在他的頭頂正上方懸掛著，宣判著某個不幸者未來的命運從此一片黑暗。

    “您不能進去。”外面的血盟團民兵攔住了他。

    年輕的戰士沒有回答，而是直接向血盟團民兵們出示了剛從口袋里拿出來的金質興亞會徽章。金色的花環包圍著紅底色上映出的詭異的人臉——麥克尼爾一直以為這個圖案更像是只有鼻子和眼睛的面具。

    見到這個徽章，面前的血盟團民兵立即向后跳了兩步，為麥克尼爾讓出了道路。只有被獲準出入于國家重建最高會議大廈的人員才能獲得金質興亞會徽章（如今其徽標也成為了東盟新國旗的圖案），偽造則是根本不可能的：興亞會有特殊的檢測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