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如不說。

    至于崇儉去奢，趙官家細細去問，他們也支支吾吾，大概是覺得官家在東京挖魚塘那事太匪夷所思，他們又沒見過，所以未必是真的，但真要當面這么講，又不免尷尬。

    至于官家所穿的大紅袍子也是半舊的，那就更不好說啥了。

    談起寬刑仁恕，趙官家再問他們之前《刑統》具體修改的哪里不到位？他們甚至不知道早在堯山之后，為了安撫老百姓，《刑統》就已經朝著寬恕這個角度大修過了。

    其他的也多如此，真看文章，大概就是寫的很棒，真問細則，往往是說不出幾句像樣的話來。

    不過，即便是對于這樣的文書，趙官家也多只是一笑，然后便讓兩名一看便是富貴面相的翰林學士出面，堂而皇之的依禮認真收下文書，同時還會親自避席給對方賜下座位，乃是要這個帶頭之人在隨后的問政過程中‘以備咨詢’之意。

    除此之外，文章寫得格外好的，或者應答還算體面的，一般還要問問有沒有功名出身？如果沒有，那自然會當場賜下一個同進士出身。舉薦的人物如果是就在江南的在野人物，還要發出‘赤心騎’去征召，邀請對方來現場奏對。

    且說，一開始的時候，隨行的三位相公里，呂頤浩對這種事情是很不滿的，他就覺得這種環節沒啥意義，而李綱雖然沒有反對，但他沒反對只是因為他政治起勢就來源于太學生伏闕，所以不好直接反對，實際上他對這些步入中年早已經朽掉的士大夫非常看不上，認為不如直接召一些年輕人以及知名士人來問。

    但很快，隨著這種形式主義大于實質內容的上書成為風潮后，李呂二人立即就意識到了趙官家這般作為的真正意義了——意義其實就在問政本身上面。

    下面這些士大夫，又不是什么陰謀集團，看他們組團上書的模式就知道，還是根據地域組團，因為這年頭他們想串聯都無法越過地域這個限制，送上來的文書也多是和稀泥，明顯是中和了地域內部綜合立場的廢話……再加上他們本身都是儒家士大夫，又不大可能真因為那些賦稅導致什么切身的經濟壓力，那哪來的那么多怨氣？

    這個時候，趙官家來到杭州，對他們展示出一個態度，給予他們一定的政治待遇，本身就能夠達到拉攏和舒緩對立氣氛的目的。

    所以，即便是這種明顯形式主義的問政，也依然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大成功……很多人一輩子沒見過皇帝，也考不上進士，這次能代表一個州、一個軍，領著一群家鄉子弟見到趙官家，當面提出意見，哪怕話都說不利索，卻依然還能從形式角度被接納，并得到禮遇，恐怕已經是人生巔峰了。

    而既然借著趙官家這個天子的肩膀到了人生巔峰，那么自然要改變立場，成為標準的建制派，轉過身去，誰當他的面說官家不好，那一定是要憤然辯駁的，誰要是說朝廷哪個策略不行，也一定要苦口婆心說出朝廷的難處，為朝廷大略進行辯解。

    到了第二日，哪怕是一開始沒有類似準備的地方州郡，也以及倉促聚集起來，推舉名士，并連夜寫好文書，代替地方行此方略……以完成這件非常有意義的事情。

    就這樣，一連兩日，趙官家和三位相公幾乎是見完了兩浙路，大部分江南東路、福建路，少部分兩淮路的‘提案團’，很是滿足了相當一部分士大夫的虛榮心，也讓杭州城內的歌功頌德之聲漸漸明顯起來。

    似乎一場團結的大會將會勝利閉幕。

    不過，也就是如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