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她開口得非常干脆。

    “項目是我五年前參與的，跟著我大伯，也就是你的主治醫生。”吳俐說，“小楊有跟你說過，他正常情況是不下臨床的吧？”

    游惑點了點頭。

    吳俐說：“我最初聽說他給你治過腦傷和眼傷，非常意外。但后來想到你的記憶狀況，再想起那個項目，就不意外了。”

    “我當時還在讀博，專業能力比現在差不少，完全沒想過會進那個項目組，因為大伯對我的要求非常高。以他的標準來說，我是沒資格參與的。”吳俐回憶道：“后來過了兩年我才回過味來，他那時候應該是需要一個可以完全信任的幫手。”

    當時的吳俐年紀不大，資歷也淺。說是參與項目，其實自始至終都徘徊在外圍，從沒有接觸過核心。

    “我要做的就是一些觀察性研究，研究對象是一群——”她斟酌了一下，用游惑他們容易理解的方式說：“大腦受過非典型性干擾的病人，就跟你們兩位的狀況一樣。”

    她指向游惑，又指了一下秦究。

    “那批病人既有國內的，也有國外的，跨度很大。我以為是項目組征集的志愿病患，用來研究新的治治療方法。”

    最初，吳俐沒有產生任何懷疑。

    她每天認真記錄那些病人的狀況，仔細觀察著每一個共同點和不同點，筆記寄了十來本。她雖然接觸不到核心研究，但時不時會問一聲治療方法的研究進度。

    她斷斷續續地跟了兩年，終于意識到一些問題。

    “先是病人的身份。”吳俐伸出一根手指說：“我最初收到的資料有每個病人的基本信息，身高體重年齡等等，其中包含了職業，寫得五花八門。但后來我發現，最初的資料應該是不準確的，因為那些病人大多是部隊出來的。”

    “那時候我還能說服自己，軍人的奉獻精神比較強，在志愿者里占大多數也可以理解。但后來又出現了一個問題。”

    吳俐伸出第二根手指：“我觀察對象有增加。”

    “最初只有6個人，四個月的時間里陸陸續續增加到了14個，之后六個月里多了2個。第二年突然靜止，沒有新的病人加進來。”

    “觀察對象增加為什么算問題？”于聞有點好奇。

    吳俐說：“因為樣本是很重要的東西，在一個研究周期內，樣本變化是大忌，會直接影響到結論的準確性。一般就算要增減也是一個周期結束，得到了階段性結論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