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驛館后，周赟便借故先離開漢中，乘船沿漢水東渡，返回金州拜見劉師望。

劉師望確知高家還心存妄想，但為了周良恭的人身安全，卻也沒有立時打草驚蛇，甚至著人押運一船布帛等物充當豫王府的賞賜運往漢中，直到半個月后周良恭從漢中脫身歸來，才下令加強對漢中的軍事戒備，并向泌陽請求兵馬增援。

原東川路兵馬，在顧琮的統(tǒng)領下改編為第十六、十七、十八鎮(zhèn)步軍前往朔方行營所在的延州、府州等地駐守，之后司空府除了在襄陽府以西、丹水入漢水的鄖陽駐了一鎮(zhèn)步甲外，東川路境內(nèi)都沒有多少精銳戰(zhàn)兵駐扎。

而董成前往西蜀出任制置安撫使，出任轉(zhuǎn)運使的朱芝也僅僅從黎州調(diào)了五千精銳前往成都府會合。

既然高家不甘雌伏，既然談判并不能和平的解決西秦路的遺留問題，下一步主要還是得由東川路盡最大限度的從漢水下游對西秦路施加軍事壓力。

董成、朱芝在西蜀還是以穩(wěn)固地方、清肅高氏影響力為主，必要時將高家往南伸向西蜀的觸手斬斷即可，短時間內(nèi)也無法指望董成、朱芝能在西蜀征募到多少兵馬往北進攻西秦路南面的門戶之地利州。

紹隆十四年底，除了第十七鎮(zhèn)步軍統(tǒng)制杜武率部進駐金州，從襄陽、鄂州調(diào)了兩營水軍，歸隸到東川路兵馬都部署司轄下，劉師望同時還以制置安撫使司及兵馬都部署司的名義，從地方征募兩萬守兵加以操練。

紹隆十五年春，周赟與制置安置使司、轉(zhuǎn)運使司的其他官員，一起前往泌陽，當面向徐懷陳述劉師望及其父周良恭接管東川路近半年時間來地方軍政梳理情況以及高家在漢中、利州等地的動向。

與葛伯奕、葛鈺在逃京事變之后才率部據(jù)守浙南不同，高家差不多是在赤扈南侵之后，就得先帝詔旨坐鎮(zhèn)西秦路。

高家坐鎮(zhèn)西秦不僅歷時近二十年之久，前期還從高家之前坐鎮(zhèn)的熙州、河州等地遷入三四十萬軍民，填充地廣人稀的漢中、利州等地，現(xiàn)在西秦路的州縣基本也都被高峻陽的嫡系、熙州出身的將吏所把持。

這也是高峻陽及高家眾人此時乃心存妄想的根本。

進入豫國治政時代，原中樞六部的職權(quán)，都合并到豫王府轄下的尚書臺、軍情參謀司、長史院、司馬院及諸曹之中，泌陽自然也成為帝國新的中樞所在。

不過，徐懷還是想著將帝都定于襄陽，漢水東岸的襄陽新城也啟動了前期的建設，泌陽這邊就沒有大興土木——原屬中樞六部及樞密院等院司的官吏以及家小上萬人都遷來泌陽，但泌陽城卻沒有擴建，再加上這些年持續(xù)不斷發(fā)展的工造業(yè)，給泌陽直接帶來頗具規(guī)模的新從業(yè)人群，泌陽城也就變得越發(fā)的擁擠。

豫王府也是因陋就簡，在原平?jīng)隹す幕A上稍加改建而成，徐懷日常署理軍政的大殿也是異常狹仄。

在召見周赟及另兩名東川路官員，詳細了解過高氏最近的動向之后，徐懷特地吩咐周赟先回去探望臥病在床的祖父周鶴，還要周赟將東川、西秦兩地的近況一一稟于周鶴知道；他過兩天會遣使臣前往周府，征詢周鶴對此事的意見。

在周赟等人告退后，徐懷坐長案之后，禁不住敲著腦袋，與坐于殿中的顧藩、史軫、韓圭、陳子簫等人說道：“兵戈易舉，然而一旦創(chuàng)傷形成，想要消除卻難，有些事不容我們不慎重處理啊！”

劉師望、周良恭出鎮(zhèn)東川，試探出高氏踞傲不甘屈服的態(tài)度之后，豫王府絕大部分將吏都主張訴之武力，近半年來董成、朱芝、劉師望以及周良恭等人西蜀、東川，也是想盡辦法加強地方上的軍事部署，為武力征討高氏積極做準備。

此時召周赟等東川路官員到泌陽進一步了解高家在西秦路的動向，也是徐懷此時需要做最后的決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