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由崧認真研究了明朝的縣政后，發現太操蛋了。

    一個縣那么大，有的縣人口幾十萬，但是有朝廷正規編制指派的官員只有四人。

    這四人分別是縣令，縣丞，主簿和典吏，其中典吏還是個連品級都沒有的官，稱之為“未入流”或者是“流外官”。

    縣衙共有六房，分別是吏房、戶房、禮房、刑房、工房、兵房，對應朝廷的六部，還有一個專管公文檔案的承發房。

    這些都是由地方上的小胥吏擔任，在吏部掛個名，并沒有中央朝廷的正式編制。

    而且一個縣令的權力也太大了，和要管的事太多了，極少有人能勝任那么多繁重政務。

    所以縣衙大小事務都被把持在這群小吏手中。

    一方縣令往往壓不住這些地方小吏，縣令心里討厭和看不起這些地方胥吏，又因為政務繁多，不得不倚重這些胥吏辦事。

    最后造成行政者無權，有權者非行政決策者的混亂局面。

    明末中后期時，考核一個縣令的政績標準，又完全是以催征為主，全國各縣官吏無不“日夜從事，唯急催科”。

    為了完成征派任務，各地知縣胥吏全然不管百姓死活，還趁機盤剝。

    本來，有田才有田賦稅收，到了明中后期，天下能收稅的額田已少了一半還多。

    朝廷失去的稅額田被官僚士紳衿地主利用“飛灑”、“詭寄”等手段侵吞了。

    田少了，上頭要的田賦稅收卻絲毫不能減少，于是，知縣為了完成任務，把這些稅賦全部壓在農民身上。

    所謂的滅門知府，破家的縣令，就是這樣來的，都這樣了加上天災，自然就官逼民反了。

    而且朱由崧覺得明朝太多行政制度嚴重不合理，縣令也有難處，要伺候和討好頭上一堆的婆婆。

    以往歷代皇帝不是不知道皇權不下鄉的弊端，為了加強皇權的統治，每年便會派御史欽差大臣巡查地方政務。

    這樣一來，一個縣的政令除了上頭有知府、分巡、分守二道干預外，還要應付各種巡按御史。